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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个典型的“前典型”生活

    一个典型的“前典型”生活——记新疆哈密市二堡镇二堡村乡村医生刘玉莲  

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    www.moh.gov.cn       2008-01-29      信息来源: 新华 


    刘玉莲无论是气质风度还是相貌着装,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,都与她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年龄相去甚远。


    58岁的刘玉莲还称得上是袅袅婷婷,她身姿挺拔,衣裳入时,风度过人。


    几乎每次刘玉莲的出现,都会引起众人的议论:她是乡村医生?她快60岁了?不会吧?


    刘玉莲是正牌的乡村医生。甚至她刚刚提起药箱时,乡村医生还叫赤脚医生,到现在,刘玉莲是新疆哈密市现在仅存的58个当年的赤脚医生之一。


    那年,刘玉莲刚刚十七岁,扎着那个年代时兴的、齐腰长的大辫子。到现在,刘玉莲还会尖着个嗓子唱出那个时代歌颂赤脚医生的歌曲——“赤脚医生向阳花,贫下中农人人夸……”


    42年前,刘玉莲随父母落户到了哈密市二堡镇的二堡村,成为了这里为数不多的汉族村民之一。来二堡没多久,爱劳动,脾气好的刘玉莲,就被选到了县里参加‘赤脚医生’的培训,半个月的培训回来后,这个满脸稚气的小姑娘就成了村里的唯一“赤脚医生”。


    头一次给人看病,刘玉莲比病人还紧张,打针时手哆嗦个不停,给发高烧的病人服下退烧的阿司匹林,她自己反倒出了一身透汗,身上的衣服全湿了。


    直到病人烧退了,刘玉莲才松了一口气。她对自己说,把这个病人治好,我就是个医生了。


    玉素甫患支气管哮喘很多年了,他的脖子上还有一个大大的甲状腺瘤。到城里多家医院求医问药,一直不见好转,他几乎放弃了治疗。


    刘玉莲大着胆子用针灸疗法结合药物治疗,两个月后,玉素甫的支气管哮喘不犯了,脖子上的“大疙瘩”也奇迹般地慢慢消失了。


    刘玉莲的技术,被玉素甫传开了;丫头这个名字,也让玉素甫传得尽人皆知。从此,全村人都叫刘玉莲丫头。   


    二堡村是典型的维吾尔族群众聚集村,平时大家只说维吾尔语。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了多年,刘玉莲也自觉地进行着“双语化”行医,她的语言在维吾尔语和汉语之间流利地转换着。


    但是由于刘玉莲的存在,全村的维吾尔族群众,从刚刚会说话的小娃娃,到长着白胡子的古稀老人,至少都会说一个汉语词汇,那就是——丫头。


    丫头,这个汉语里长辈称呼晚辈的爱称,变成了他们嘴里对刘玉莲的通用称呼。


    二堡村农田高低不平,南北两端海拔相差二三百米,加上水资源严重匮乏,全村人均有效耕地面积不足2亩,是全镇子最穷的村子。


    就是这个穷得叮铛响的小村子,几十年来医疗卫生工作却做得出奇的好,不管是计划免疫还是传染病防治,无论是妇婴保健,还是抗击非典禽流感,都走在全镇的前面。村里人说,村子穷,没有钱,但是,他们有个好医生、好丫头,好医生钱难买,好丫头金不换。


    刘玉莲经常是穿着衣服睡觉的。有人问她为什么。


    刘玉莲说,村子里有几个老人有哮喘,那些年经常犯,夜里一犯起病来,老人的家属就打发小孩来叫丫头刘玉莲出诊。刘玉莲一是怕自己穿衣的动作慢,耽误了时间,给老人带来危险,二是心疼冬天的夜里,站在大门外面冻着的孩子。自己不脱外衣睡觉,听到敲门声,跳下床抓起手电就能走,这样可以让病人和孩子少等会儿。


    就在中国西部偏远地区,一个满目土色、几乎都没有砖房子的小村子里,42年来,刘玉莲为二堡村及邻村的乡亲们接生过300多个孩子,成功率百分之百,就是在边远地区医疗状况极差的情况下,也没有一个婴儿或产妇死亡;42年来,刘玉莲治疗过三十万人次的病人,但却从未出过一起医疗事故。


    人生百病,就算是刘玉莲小心加小心,出乎人们意料的事还是时有发生。那是19867月的一天深夜,阿合苏木的老婆要生孩子了,可是,产妇难产。


    刘玉莲和家属把产妇送到了乡医院,乡医院无法治疗,他们多次辗转又到了哈密市医院,还是没床。


    产妇的情况已经很危急了。大夫很为难,抢救难度太大,又没有住院的地方,他们打算让病人继续转院。


    已经一夜没合眼的刘玉莲,为了病人,在自己的同行面前跪下了。她说,我们去了哈密的好多医院,都没有病床,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站,求你想个办法,救命要紧,救人要紧。


    今天,看着当年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的母女俩,阿合苏木说,如果没有丫头,就没有我的老婆和女儿。


    每个记者在采访刘玉莲期间,都出于职业的要求,无可避免地但小心翼翼地要问及刘玉莲早夭的孩子。刘玉莲自己也会主动提起,她说,年龄越大,越想这个女儿。


    刘玉莲的第一个女儿,就因为她过于忙碌,在刚刚十一个月的时候,就因为腹泻脱水没有及时有效治疗,夭折了。到现在,女儿的死还是刘玉莲心里不能碰的伤。她说,那个娃娃可惜了。大大的眼睛,小嘴,白白的,好看极了。


    当年,刘玉莲要去卫生室工作,就用布带子把孩子绑在炕桌上,小小的娃娃,要自己在炕上呆一天,等妈妈再回到家里,才能收拾孩子的屎尿,给孩子吃上奶。


    孩子还不会说话,但已经懂事,一见到妈妈拿过布带子,就瞪着大眼睛直直地望着妈妈。


    女儿的这个动作始终印在刘玉莲的脑子里。她描述女儿的反应:不放声哭,只是看着要出去上班的妈妈,眼泪就从大眼睛中委屈而无声地涌出来。


    刘玉莲后悔,自己是个医生,没有耽误过病人,反而因为自信疏忽了自己的孩子——哪怕在女儿病的那几天把娃娃背在身上,边看病人边照料也行,怎么能给孩子嘴里塞上两片药就离开呢:村里人是病人,自己的女儿也是病人啊。


    孩子病重时,她把孩子送到乡医院,医生对她好一顿骂:“你还是个大夫呢,怎么把孩子耽搁成这个样儿?”


    女儿没了,刘玉莲还不敢相信,她绝望地一次又一次地摇晃孩子的身体:“孩子你起来,你快起来……”


    谈起女儿,现在的刘玉莲眼泪忍不住了。她说,孩子要是活着,一定是个特别漂亮、特别爱干净的姑娘。可惜的是,当年经济困难,去世的孩子连个照片都没有留下来。我的女儿,可胖了。


    很多人听到刘玉莲的这段故事,都表示不能理解,甚至当着面都要数落刘玉莲几句。但刘玉莲的同事们为她抱不平。她们说,刘大夫哪里是不管家,不爱孩子的人?但一进了卫生室,她一个人,要开药要输液又要打针,卫生室没有抢救设备,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人命关天,她怎么能不小心?以刘大夫的责任心,她又怎么敢给病人输着液,自己跑回家去呢?


    刘玉莲至今记得婚礼上的一幕,村民们有的送来精美的花布,有的送来烤肉、烤馕,全村人一起庆贺“丫头”的婚礼。刘玉莲说,“我们的婚礼是在乡亲的歌舞声里举办的,这辈子都忘不掉。”因此,她要用自己能拿出来的所有的好,来回报乡亲们对她的爱。


    哪怕明知拿出来的好是对自己有伤害的,刘玉莲也要拿。在病人利益面前,刘玉莲的“我”是可以让步的。


    丫头刘玉莲挣钱不多,每个月350元。这个数字不是一个体面的收入。但就是这点收入,刘玉莲还累计为贫困患者垫付医药费3万多元。大部分垫付款在出借时,刘玉莲就知道属于“呆坏帐”,几乎可以肯定收不回来。


    但是她说,大家都收入不多,咱总不能见死不救。


    人家问刘玉莲,你收入也少,怎么拿得出那么多钱呢?


    刘玉莲说,从自己兜里掏。身上没有,就从家里拿,家里没有,就问丈夫要。我丈夫可能干了,家里种着十四亩棉花地呢——家里的收入,大部分是刘玉莲的丈夫,在棉花地里一个棉桃一个棉桃摘出来的。(完)
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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